第89章 连繁衍都没得选

或许吧，毕竟我已经习惯了独来独往的生活方式。

  但同时，我也明白，如果想要改变现状，就必须勇敢地走出舒适区，尝试新事物，结交新朋友。

  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不再孤单寂寞。

  有时候我都觉得我们的历史真的是个笑话，人类最开始诞生的初期，是母系社会。

  我们人类的群体就像是一窝窝蜜蜂，以蜂母为中心枢纽，工蜂为劳动收货的工具。

  那时，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她们负责生育和照顾子女，同时也参与农业生产和其他重要活动。

  而男性则主要从事狩猎和战争等活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

  后来随着男人的侧重加大，渐渐衍变到公系社会，多子多福、一夫多妻成了上下五千年历史的潮流。

  这一时期，男性逐渐掌握了更多的权力和资源，成为家庭和社会的主导者。

  他们通过婚姻制度来控制女性，并将其视为财产和劳动力。

  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尤为明显，从夏朝到周朝，再到后来的各个朝代，都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体系。

  在这个时期，一夫多妻制成为一种普遍的婚姻形式，富裕的男性可以拥有多个妻子和妾室，而贫穷的男性则可能无法娶妻。

  此外，多子多福的观念也深入人心，人们认为儿子越多越好，可以继承家族产业并延续香火。

  因此，男性在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而女性则逐渐被边缘化。

  这种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体系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近代才有所改变。

  随着工业革命和女权运动的兴起，女性逐渐获得了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开始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但即便如此，男性仍然在许多方面占据着优势地位，性别不平等问题依然存在。

  这一传承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竟然忽然兴起一波计划生育的政策导向，有一些宣传口号我现在还记得：

  少生优生，幸福一生。

  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

  一胎上环，二胎结扎，三胎坚决不生。

  普及一胎，控制二胎，消灭三胎。

  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其实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从1971年就开始推行，1982年9月计划生育被确认为基本国策，同年12月就被写入了宪法。

  这是因为自新中国成立后，生活条件提高、生育力上升，人们“人丁兴旺”“重男轻女”等观念，以及避孕知识和方法的不足等因素，导致人口快速增长。

  而人口的快速增加给国家带来了沉重负担，如公共资源投入增加、就业压力增大、教育资源无法充分保障、人均耕地面积减少等问题，对于家庭而言也会增加经济负担。

  想想还记得隐约耳熟的【四万万同袍】也不过是来自民国时期的人口统计，当时曾调查出人口不过约是四亿七千多。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不过是6.94亿人口，到了八年后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已经是10.08亿了，八年人口增长3.14亿人，八年来的增长率几乎达到了150%，所以1982年才正式确认了计划生育国策。

  我还记得我爷爷有亲兄弟五个，大姑奶小姑奶亲姐妹两个，同辈有七个人之多。我爸爸兄弟两个，还有一个大姑，到了我这一辈的时候，就正好赶上了计划生育的政策严厉执行的时候。

  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每次出门，弟弟都会说他属马，而我则会说我属龙。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对超生非常严格，如果被发现超生，不仅会面临高额罚款，甚至可能导致父母坐牢。

  此外，父母也会被迫接受结扎或上环等避孕措施。尽管80年代出生的人并没有受到如此严厉的处罚，但那时村里的大喇叭每天都会播放关于计划生育的宣传口号。

  然而，当我作为90年代出生的孩子时，情况变得更为严峻。

  或许是由于人口增长过快，政府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手段来控制生育。这些记忆让我深刻体会到了时代背景对个人生活的影响。

  在我的记忆深处，有一段关于姑姑的往事。那时候，她已经身怀六甲，但却因为躲避超生稽核队而不得不四处躲藏。

  她来到了我们家，住在侧屋里。由于没有床铺，只能从三叔家里搬来了一张台球桌，铺上两床被子当作临时的床榻。

  每当有陌生人来访时，姑姑便会躲起来，以免被发现。

  如果有人问到这张台球桌，我们就会谎称这是我和弟弟睡觉的地方。

  这段回忆充满了生活的艰辛和无奈，也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那个时代的特殊背景和人们所面临的压力。

  那个时候，我还只是一个年幼的孩子，对于大人们的烦恼一无所知，更无法理解他们那时只有四块五的爱情意味着什么。

  然而，当我逐渐长大并懂事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了一个多么幸运的时代。

  我赶上了九年义务教育的黄金时期，相比起父母们最多只能上到小学四五年级，我至少有机会完成初中的学业，这已经是非常不错的成就了。

  与父母和爷爷奶奶那一代相比，我们不再面临饥饿和贫困的困扰。

  尽管家里并不富裕，但父母总是想尽办法为我们提供食物，比如野菜、槐花、红薯叶、面筋、西瓜皮和蚕豆咸菜等。

  而我和弟弟从未真正感受过饥饿的滋味，也没有经历过小时候那种对食物的渴望。

  姥姥曾经给我说过他们年轻时候的事，那是一段充满艰辛和无奈的岁月。

  那时，公社里号召大家去挖河沟，而姥姥刚刚生下我三舅不久，身体还未完全恢复，但她还是选择跟随大家一起去挖河沟帮忙。

  因为如果不去干活，就无法获得工分，也就意味着没有饭吃。

  每天分配到的食物只有两个窝窝头和一碗汤，姥姥还要把这些带回家，让大舅和二舅喂他们吃个大半饱，然后再用面汤喂养三舅。

  然而，由于食物有限，姥姥自己也吃不饱，导致奶水不足，无法满足三舅的需求。有时候，姥姥来了例假，无法正常工作，只干了半天，结果当天就没有饭吃。

  面对这种情况，姥姥感到无助和无奈，只能围着大锅饭站着，一直等到最后才能捞到半碗汤。

  当她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时，发现三舅已经饿得哭了很久。

  姥姥回忆起他们那一代，充满感慨地说：“我们那个年代啊，出现了好多劳模和铁人的典型人物呢！”

  她顿了顿，继续说道：“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粮食短缺，饮水也是个大问题。

  甚至连村子之间都会因为一口井的使用权而发生激烈的冲突，只为了能够先浇灌自己的土地。

  但这些都不是自愿的，而是被生活所迫。

  为了生存，为了让新中国迅速强大起来，我们只能拼命努力。

  毕竟，除了用尽全力去拼搏，我们别无选择。”

  姥姥说起了你妈妈这个老五出生后的情况，那时家庭条件才稍有改善，虽然生活依旧艰难，但至少能够完成小学学业。

  水井和河沟已经挖掘得差不多了，种地每年也开始有了余粮。

  到了我们九零后这一代，由于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和杂交小麦专家李振声等众多农业学家的努力，小麦和水稻的亩产量逐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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